--2000年秋生活禪夏令營/濟群法師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題目是《從戒律看原始僧團的管理體制》。

聽到這個題目，大家可能會覺得專業性比較強，和現實生活沒什麼具體關係。但我發現，這不僅是教界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同時還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一種良好的制度，是保障社會健康發展、保障民眾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

君主制和民主制是歷史進程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兩種制度，分別代表了人治與法治的方式。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之所以戰爭不斷，和政治體制有著密切關係。我們知道，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奉行君主制，以天下為家，一朝稱帝即可坐擁天下。正是這樣一種集權式的封建專制，使帝王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利和地位。權利雖然不是具體物質，但在它的背後，是高踞眾人之上的榮耀，是迫使他人服從的力量，是集天下財寶于一身的富有，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帝位是世襲的，不容他人染指，這使得追逐者只有通過武力來奪取，從而導致中國歷史上頻繁出現的戰爭。今天是劉家的天下，明天又是李家的天下，翻開歷史，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建立在血腥的殘殺之上，建立在屍橫遍野的災難之上。

相對於落後的封建專制，新興的民主制度顯然更符合民眾的普遍需要。這幾年我常去澳州，看後很有感觸，在那個環境裏，百姓與百姓是平等的，百姓與總統是平等的，百姓與政府也是平等的。因此，人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政府計畫對某沙灘進行改造，若民眾提出不同意見，政府就會予以考慮或採納。在南澳某地，老式公車已沿用一百多年，政府計畫換成現代化的交通工具，結果民眾普遍反對，覺得古色古香的特點要保留，政府就因此取消計畫。又如某人開車超速被警方拍攝下來，但違章者不服氣，覺得自己沒有超速，於是聘請律師調查，發現員警所用的照相器材是試用期產品，而試用期產品的品質沒有保障，結果警方就輸掉了官司。在澳州，民眾隨時可以監督政府，甚至監督總統。所以，澳州的福利制度非常好，政府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正反兩方面的例子都說明：良好的政治制度不僅是社會健康發展所必須，更直接影響到民眾生活，是百姓安樂的保障。

那麼，佛教制度又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如果把佛教僧團當做獨立於世俗社會之外的特殊王國來看，釋迦牟尼佛是怎樣建立並管理這個由僧眾組成的王國呢？僧團沒有類似政府或執法機關之類的部門，一切管理都是以佛陀制定的戒律為依止。

今天的人一提到戒律，總覺得早已過時，這和我們對戒律的無知有關。事實上，戒律在中國一直沒有非常認真地實行過，尤其是唐代禪宗興起之後，戒律幾乎被清規取而代之。如果說戒律是民主、法治的，那麼清規就比較偏向於人治。根據戒律建立起來的佛教僧團沒有具體行政機構，基本屬於無政府狀態。而根據清規建立的僧團，則有非常完整的行政機構。可以這麼說，漢傳佛教所特有的叢林清規，多少受到當時封建君主制的影響。

漢傳佛教的僧團有兩種類型，除了根據清規建立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十方叢林外，還有子孫寺廟。十方叢林屬於公有制，還保留相應的民主制度；而子孫寺廟則偏向私有制，因而在管理體制上更接近於封建君主制，寺院所有權在師徒間代代相傳，由師父傳給徒弟，徒弟再傳給徒弟，屬於變相的世襲制。不同的管理體制不僅對僧團健康發展有很大影響，對僧人自身修行更有著直接關係。

目前，海外不少道場都屬於子孫寺廟，包括一些影響很大的寺院。我們知道，佛陀制戒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僧眾修習解脫，就這個意義上說，私有制的寺院有利有弊。優點是有利於事業發展，一個人在道場連續幾十年當住持，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一貫性，也容易招集一批弟子助其共同完成事業。但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長期的事務性工作會對個人修行帶來相應障礙，而行政管理模式一旦形成，參與者就會被迴圈不息的運作系統牽制，很難有時間退下來修行。

依戒律建立的管理體制，雖然誕生於兩千多年前，卻是以充分的民主為基礎，非常契合當今最先進的管理體制。我們今天研究它，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對戒律有更深入的認識，更可以此作為借鑒，為現今僧團管理提供如法的參考。

原始僧團又是如何運用戒律進行管理的呢？下面，我準備從公有制、平等、民主、法制、自由這幾方面進行探討。

一、公有制

根據戒律建立的僧團，屬於公有制。

公有制和私有制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即是典型的私有制，企業大部分屬於個人所有。而社會主義社會則以公有制為主，國有企業占了相當比重。就目前來看，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占絕大多數，這主要和人類的天性有關。自私是人性的最大特點之一，其突出表現就在於私人佔有——“私有制也因此而發展成社會的最高信條和激發人類創造力的源泉”，在這個角度來看，私有制的確比較符合人性。

但是，由私心導致的欲望也是一切犯罪現象產生的根源，幾乎所有的貪婪、剝削、欺詐甚至殘殺都源於此，戰爭就是其中最為極端的表現。因此，在經歷私有制給社會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許多西方哲學家開始對它的弊端有了清醒認識，相繼提出一系列關於公有制社會的設想：如莫爾提出的“烏托邦”，培尼拉提出的“太陽城”，馬克思提出的“共產社會”等等。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和佛教所說的淨土有某種相似之處，當然，離淨土的清淨莊嚴還有很大距離。

雖然莫爾提出“烏托邦”已有將近五百年的歷史，其後，也不斷有先哲智士為實現這一藍圖而努力，但迄今為止，共產主義社會還只能作為理想存在，無法在現實中得到具體實施。在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宣告解體的今天，這一理想顯得尤其遙遠而渺茫。可在佛教僧團裏，這種公有制不僅曾經存在，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落實。在部分現代僧團，如中國的叢林中，多少也還保留著公有制的結構，儘管不是十分嚴格。

僧團所實施的公有制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1．出家是打破私有制

出家是相對在家而言。家，從狹義上說，是指某個家庭；從廣義上說，是指世俗的生活方式。

人類對自我的執著表現在方方面面，我們求學、工作、成家立業，無非是為了吃好、穿好、住好，無非是為了個人意志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人生就是在這種不斷追求和佔有中度過：佔有感情，佔有財富，佔有地位，佔有親人……一旦佔有之後，新的欲望很快就會產生，因為總有尚未實現的目標在等著我們。

我們從沒有到有，卻不會在擁有中得到真正滿足，又將這個過程延伸到不斷的橫向比較之中，希望我的所有超過別人。在這樣的觀念下，就帶來彼此之間的競爭。在現代社會，競爭已深入到各個領域。學生從在校讀書就開始比成績爭名次，走上社會後，競爭就更趨激烈，無論從事什麼工作，拓展什麼事業，都要在競爭中謀取一席之地。即使是在家庭中，至愛親朋也會因利益糾紛爭得雞犬不寧。至於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若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就會由衝突上升至戰爭，使眾多無辜的民眾受到傷害。總之，人們在自我的支配下，對世俗的一切都充滿佔有，充滿比較，充滿競爭。

所以說，建立於我執和欲望之上的私有制，正是罪惡產生的基礎。關於這一點，佛陀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指出：我執是人類一切煩惱的根源。由我執，進而產生貪心、嗔心，對我喜歡的就貪，對我討厭的則嗔，並由貪心和嗔心的熾盛導致世間種種罪惡行徑。佛教中，把人類的所有罪惡歸納為四種，即“殺、盜、淫、妄”。

由我執產生的貪心會導致這一系列犯罪現象的產生。我們會因貪心而殺生，為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為貪著美味而無視動物應有的生存權利。貪心的進一步發展，就會危及人類，當通過正當途徑得不到我們希求的財富時，就導致謀財害命的現象。更進一步，為爭奪土地，爭奪資源，引發國家與國家之間大規模的戰爭。貪心還帶來了偷盜和搶劫，當我們貪著屬於他人的東西而喪失理智時，偷盜行為就在所難免。貪心又會導致邪淫，無論是以非法暴力手段佔有或不正當的婚外戀，都來自無法克制的貪心。至於貪心引起的妄語，更比比皆是，俗話說“無商不奸”，為什麼不能誠實經商呢？無非是為了謀取更大的、不在正常利潤之內的暴利。

以我執為基礎所產生的嗔恨心，同樣會導致類似的犯罪行為。在中國，“有仇必報”的狹隘觀點反而成了俠士所為，甚至有“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之說。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嗔恨的種子在一個人心中生長十年或者更久，對他的心靈會構成多麼大的傷害。我曾請人們用兩個字對武俠小說的內容作一歸納，結果都沒能切中要害。我告訴他們，這兩個字就是“愛”和“恨”。每部武俠小說都圍繞著愛和恨，光是愛，看起來軟綿綿地沒味道；光是恨，一片刀光劍影，沒有感情在裏面糾纏一下，似乎也少了點什麼。作者正是抓住了人們的這種心理，愛的時候，愛得死去活來；恨的時候，恨得勢不兩立。在武俠小說中，愛和恨雖然有所側重的，但主題是恨：或是有仇必報的恨，或是由愛而生的恨，或是“士可殺不可辱”的恨……無論是哪種恨，都是嗔恨心在作怪，一切爭鬥也是在嗔恨心的支配下發生。

在家的生活就是以我執為基礎，以私欲的滿足和佔有為基礎。出家，就是要通過修行去除我執，擺脫對私欲的佔有。首先是從生活上放棄世俗追求，在家時有妻兒、財富、地位，還有複雜的人際關係。而出家必須發起出離心，以放棄對世間一切的佔有為前提。不論曾經是乞丐還是國王，一旦出家，就意味著過去從此告一段落。佛陀出家前是將要繼承王位的太子，但有感於世間生老病死的痛苦，毅然放棄富貴榮華，選擇出家作為人生追求。當他夜半從宮中出逃時，只請隨身侍從將原有衣物帶給父母，從此披上袈裟，過著居無定所的乞食生涯。

但更關鍵的，是從內心深處去除我執。一個人放棄財富後，私心就沒有了嗎？內心深處就什麼佔有欲都沒有了嗎？事實上，放棄只是形式上的改變，而私心是無始以來的積累，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出家後還要通過不斷修行來捨棄內心深處的我執。修行的過程，就是克服自我、超越自我的過程，是從有我到達無我的過程。

這個過程要通過勤修戒定慧完成。戒是以戒律割離對世俗生活的佔有和貪著，定是以禪定力量降伏自私和自私引起的煩惱。我執使我們整天妄想紛飛，整天在得失、榮辱、恩怨中轉來轉去，片刻不得安寧。學佛修行，就要把心安住在佛法上，安住在正念上，使心從自我執著中超越出來，獲得自在和安詳。

而菩薩道的修行則是在利他中完善人格。如果一個人整天只為自己考慮，煩惱就會越來越多，患得患失也會越來越嚴重。反之，如果我們考慮的是眾生的利益，眾生的幸福，沒有自我摻雜其中，我執就會逐漸減少，由此而來的煩惱也就不治而愈。我們可以通過佈施來克服慳貪，許多人對財產很執著，不但捨不得給父母妻兒使用，甚至捨不得給自己用，把錢存起來才覺得滿足，佈施正是對治吝嗇的有效手段。我們還可以通過持戒來克服欲望，通過忍辱來克服嗔恨，通過精進來克服懈怠，通過禪定來克服散亂，通過智慧來克服煩惱。菩薩的修行，就是“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若能以此作為行為準則，就能逐步抵達無我的境界。

私有制是以我執為根本，若人人都能去除我執，私有制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礎。一個沒有我執的人，是不會有任何私心雜念的。《金剛經》告訴我們：“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菩薩道的修行，要由無我引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把自己和所有眾生視為一體，不求回報地慈悲關愛。只要我執還存在，我們和眾生之間就會有隔閡，哪怕是和自己的親人，也覺得他是他，我是我，無法真正融為一體。或許只有母親對兒女的愛可以接近這個程度，但母愛往往是狹隘的，不能遍及一切眾生。若能破除我執，沒有作為主體的我，自然也就沒有作為客體的眾生，沒有由此而來的一系列私心雜念。因此，佛國淨土是以無我為基礎建立的，而僧團實行的公有制，則是這一理念的具體實施。

2．僧團是共產社會

原始僧團的生活方式和現代僧團不同。現代僧團，尤其是漢傳地區的僧團，或要作為旅遊景點接待遊客，或要從事一定勞動，禪宗提倡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就要求僧團通過生產勞動來自給自足。而原始僧團不從事任何生產，一切財富都來自十方供養，寺院甚至連廚房都沒有，出家人都以托缽乞食維生。有的日中一食，有的過午不食，生活非常簡單。早期僧團是沒有財富的，隨著影響的增大，逐漸開始擁有一些財產，這些財產主要來自信徒供養，有飲食、衣物、住宅、醫藥等生活必需品，佛教中稱為“四事供養”。除此以外，還有些簡單的日常用具。

僧團接受的供養分佛物、法物和僧物三類，必須嚴格遵照施主意願分配使用。有些物品是供養佛陀的，就直接供養他老人家，佛陀入滅後則用於塑像、貼金、點燈；有些物品是用於傳播佛法，如助印經書流通結緣，就屬於法物供養；有些物品是用於供養僧團，屬於十方僧人共有。因為叢林本身就屬於十方僧人所有，而不是某個寺院的常住所有，更不屬於個人所有。過去的出家人，大多過著行雲流水般的生活，無論走到哪個寺院，就是那裏的一份子，常住必須為他提供食宿，所謂“鐵打的常住流水的僧”。

僧團的財產分為四種：

（1）“常住常住”，相當於現在所說的不動產，例如寺院的房產、土地等。每個人都有份，但不可以瓜分也不可以帶走，只有在此居住的僧人才能享有。

（2）“十方常住”，屬於十方僧人所有的財產，如衣服、糧食、用具等，十方僧人都可以享用。

（3）“現前現前”，是施主供養寺院、有指定目標的物品。比如今天有施主供齋，只供養柏林寺的常住僧，他方掛單的僧人就不能得供。這類供養屬於現前現前，現前這些人才有權享受。

（4）“十方現前”，還是以供齋為例，施主在此之前沒有具體限定，無論什麼地方來的僧人都可接受供養。

現在的僧團可以發些單錢，“單”是指衣單，是添制衣單用的。我出家時，寺院每月發5元或10元單錢，現在要多些，根據各地具體情況而定。原始僧團是不發單錢的，戒律中有“不持銀錢戒”，也就是說，出家人不能擁有金錢，當然也就不能接受施主供養的錢財。就目前情況而言，不持銀錢就只能在特定場所生存。而在原始僧團卻是完全可行的，因為僧人一切所需都由僧團統一分配，這種分配是平等、公開的。

現在的寺院，僧人去世後，會按照他生前遺囑對其遺產進行分配。但在原始僧團是不能這樣做的，因為一切屬於僧團所有，任何人沒有資格分配這些公有財產，包括它的使用者。如果某個僧人病了，需要他人長期照顧，在這種情況下，僧團會考慮犒勞他一些東西，但決定權在於僧團，不是個人之間能自行解決的。

戒律中有一條“亡人物戒”，是關於亡人物品的處理方式。僧人去世後，他的遺物不能隨便處置，而要舉行相關的羯磨，生活在此範圍內的所有人都要到場。若有人因故不能出席，必須事先請假，並說明自己對大眾會議的所有決定表示贊同。然後才可以對亡人遺物進行分配。我以前住廣化寺時，有個老和尚去世了，大家就把他的手錶、衣服、水壺等十幾樣東西擺出來，通過抽籤決定這些物品的歸屬。在原始僧團中，一切財物屬於僧團共有，個人不能私自挪用或擅自分配，甚至遺物也不例外。

3．僧人是無產者

根據戒律規定，出家人不能持有銀錢。這個問題在第二次結集佛經時就曾討論過，當時已有部分比丘開始接受金錢供養，一些長老覺察後表示抗議，認為這一行為不合佛陀教法。與會者分成兩派，開放的一派表示能夠接受，保守的一派則表示反對。第二次結集討論的結果，是保守派取得勝利。

佛陀成道之初，出家人依“四依”生活。穿的是“糞掃衣”，就是別人丟棄的破舊衣服。印度人很迷信，認為生孩子或去墳地時所穿的衣服不吉利，必須丟棄，所以在當地很容易撿到這樣的“糞掃衣”，然後洗洗乾淨就可穿在身上。住就更簡單，印度是熱帶地區，不過是在樹下或坐或臥而已。飲食則是托缽乞食，每天日中一食。生病時，就將別人煎煮的藥物取來服用，好在當時的出家人道心堅固，禪定功夫深厚，一般也不容易生病。這就是戒律所規定的“四依”生活。

隨著僧團不斷發展，信徒越來越多，很多信徒看到自己的精神導師生活如此艱苦，就請求佛陀開許，允許他們供養出家人較好的衣物飲食。佛陀很慈悲，認為“四依”的生活畢竟不具備普遍意義，不是每個出家人能長期奉行的，就同意比丘們接受居士供養。有些比丘由於有修有證且口才出眾，所得供養較多，出門雲遊時還要肩扛手提，帶來諸多不便，也在客觀上影響了自身修行。於是，佛陀就根據印度的氣候，規定出家人只能有“三衣”和必需的生活用品。也就是說，作為僧團可以非常富有，可以接受施主大量供養，可以擁有大量土地和房產，但出家人所能擁有的個人財產卻非常有限。戒律對出家人的生活日用有著嚴格限制，一旦超過標準就屬於犯戒，不僅要上交僧團，還要對大眾進行懺悔。

當然，佛教並不提倡一味苦行。佛世時，印度有很多外道崇尚苦行，為尋求解脫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有些行為幾乎近於自虐，或泡在水中，或單足站立，或像牛一樣吃草，可謂無奇不有。佛陀悟道後，發現苦行並不能使修行者得到真正解脫，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弊大於利。因此，佛陀宣導“中道”的修行原則，要求弟子們在生活上遠離放縱欲望和自苦其身兩種極端。

戒律雖是佛弟子的生活規範，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樣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處置。佛世時，有位富家弟子要求出家，雖然他宿有善根，但已習慣錦衣玉食，看到僧人的艱苦生活後就不想出家了。佛陀以慧眼觀察此人善根已經成熟，便讓阿難去皇宮借來很多宮廷用品讓其享用。因為他對原有生活環境比較習慣，只有在那樣的環境下才能安心，佛陀就先給他營造環境，再向他宣講佛法，結果這位弟子很快證得阿羅漢果。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佛陀度人的方便善巧。

佛陀要求僧人奉行無產者的簡單生活，是為了對治人性的弱點，並不是極端的禁欲和苦。凡夫最大的特點就是貪著，擁有越多就越貪著，而貪著會帶來牽掛和煩惱，成為解脫的最大障礙。

從以上幾方面可以看出，原始僧團是典型的公有制團體。在現實社會中，公有制只能作為理想存在，而教界卻身體力行地將其貫徹在具體生活中，這與出家制度及僧人的修行有關。世俗生活以私有為基礎，在這種前提下，公有制的推廣必然會遇到種種障礙。而出家是對世俗生活的放棄，由這樣一群放棄私欲的人組成僧團，為實施公有制提供了基本保障。而佛法修行又以“無我”為指導，徹底剷除了私有制的根源。這就是公有制能夠在教界存在並流傳下來的原因所在。

二、平等

如果說公有制是人類社會的理想模式，是因為它建構了一個沒有等級差別、沒有貧富不均的幸福樂園，是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人人平等的可能性，無論是在自然狀態下，還是在權利和義務上，每個人都擁有均等的機會。

自從私有制出現以來，社會開始出現種種不平等現象，其中有宗教神權上的不平等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印度婆羅門教認為，人類是由大梵天創造——由大梵天的嘴巴、肩膀、肚臍和腳底分別創造出婆羅門、?帝利、吠舍、首陀羅四種姓，所以人類天生存在種姓差別。在當時的印度，婆羅門是至高無上的神職人員，?帝利是管理國家的行政階層，吠舍是從事工商業的資產階級，首陀羅則處於社會的底層，連基本生存權利都沒有保障，哪怕不小心碰到別人，都面臨被處死的可能，其等級之森嚴由此可見一斑。

隨著私有制的發展，社會逐漸分化為各個階層，地位的懸殊使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由等級制演變出的特權階層將社會不平等現象推向極端。在封建專制下，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也正是這種無視人類平等權益的專制，因其對人性的粗暴踐踏，使自身陷入深刻的危機中。

在西方啟蒙運動中，就以“平等”作為重要政治理想之一。因為平等是自然賦予每個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啟蒙思想家代表盧梭認為：當人類生活在最初的自然狀態時，沒有貧富貴賤之分，沒有奴役與被奴役，沒有壓迫和被壓迫。只是因為私有制的出現，使一部分人成為淩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特權階級，人類在自然狀態下的平等權利才遭到破壞，而使社會產生一系列的不平等現象：政治上的不平等、財富上的不平等、地位上的不平等，而這樣的不平等正是對於人類天賦權利的蔑視。並進一步指出，人類應重建新的社會契約，以實現更高的社會權利的平等。

到今天，儘管人們對“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這一信條已不再陌生，但真正的平等並沒有象我們期待的那樣如期到來。現代社會仍有著血統的差別、民族的差別、職業的差別，等等。只要這些差別還存在，平等充其量只是相對的、局部的。

那麼，平等永遠無法帶著聖潔的光環來到人間嗎？又或者，像啟蒙思想家們所歎息的那樣：“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同時也是荒誕不經的事？”前面說過，原始僧團屬於公有制，而公有制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實施。如果說公有制是平等的表現形式，那麼平等就是公有制不可或缺的基礎。在原始僧團中，平等又是如何得到體現的呢？可從以下六方面展開說明。

1．四姓出家同為釋種

首先，佛陀創立的僧團沒有種姓差別。《阿含經》說：“四河入海，同一鹹味”。在兩千多年前的印度，這一精神無疑是劃時代的。無論身處什麼社會階層，一旦出家，原有種姓便不復存在，不存在因出身帶來的階級烙印，更不存在因貧富造成的地位懸殊。生活在僧團裏的每個人，都是在同一起點開始，依“戒臘”（受戒年限）而長幼有序。

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僧團奉行的法律主要指戒律，佛陀在《遺教經》中告誡弟子們：戒律就是你們的老師，戒律就是你們的準則，戒律就是你們生活的規範。所以，受戒是取得僧人資格的必要手續。剃度出家，必須受沙彌戒，而要成為僧團正式成員，則需要受比丘戒。受了比丘戒，就取得比丘的資格；受了菩薩戒，就取得菩薩的資格。

在家居士也是同樣，學佛首先應受“三皈”。三皈不僅是跨入佛門必須履行的儀式，也是佛弟子應當遵循的基本行為準則：皈依佛，不皈依邪魔外道；皈依法，不皈依外道典籍；皈依僧，不皈依外道邪眾，這都有戒的含義在裏面。所謂戒，就是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如法遵循這三條規範，才能保有“皈依體”。除了三皈，在家居士還可進一步受持五戒、八戒乃至菩薩戒。

戒律的重點在於行持，而不是受戒的形式。所以，出家人受戒後還要學戒，每半月半月參加誦戒，當然最重要的是日常行持。無論修習什麼法門，都必須依戒而行，即便佛陀本人也不例外。只是他老人家無須用心持戒，因為他的一切功德都已圓滿，言行和心念無一不符合戒律規範。常人需有心持戒，因為他們還沒有禪定的保護，沒有智慧的觀照，持戒容易落於拘謹和被動，往往費很大工夫才能把戒持好。但隨著修行的深入，妄想逐漸得到降服，持戒就會事半功倍。因為戒律已在長期磨合中與身心融為一體，即便不執著於戒相，也不會有破戒行為。

在現實社會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雖已喊了很多年，但在具體實施中，總要打上那麼一些折扣。而在僧團中，無論是剛出家的沙彌，還是有資歷的長老，都要受到戒律約束，這一點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3．僧人平等享有各種權利

僧團是“六和”團體，其中有一條是“利合同均”——僧人可享有平等的利益。私有制所以會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原因就在於貧富不均帶來的階級差別，在多數紛爭、矛盾和對立的背後，隱藏的無非是利益衝突。

佛陀建立的僧團是以解脫為目的，為避免由財富不均帶來的不平等現象，避免在財富分配上可能出現的糾紛，佛陀規定出家人在財物享用上人人平等。但這種規定並不是絕對平均化，若寺院住房條件比較富餘，可優先照顧上座、長老，但其餘財物都為大眾共有，任何人不可多吃多占。例如寺院開飯前要打板通知，就是為了告訴僧團中的每個人：現在是用餐時間。若不通知外來比丘參加，或者吃了不在你份內的食物，都屬於犯戒。再如寺院分發物品時，也必須每個僧人到場，如果剝奪他人得到這份物品的權利，也是不如法的。

在僧團內，平等還表現在每個僧人都有權參與處理各種事務。誦戒等活動都應事先打板，通知所有僧人參加，因故不能參加者需事先請假，並表明對一切決定沒有異議。如果不是全體僧人到會，僧團所做的決定就不能成立，更不能實施。在表決過程中，每個僧人對會議所做的決定都有否決權，全體默然便表示通過，只要有一人提出反對意見，決定就不能通過。為防止有人利用這一權利故意搗亂，僧團也有一些相應的制裁方式。而且，必須是如法清淨、沒有犯戒的僧人才可參加大會並行使否決權。一個僧人在僧團裏可享受35種權利，包括講法、與居士交往、接受供養、參加會議、否決等，根據犯戒程度不同，被剝奪的權利也不等。

4．人生平等，果報行為卻有差別

在現實中，每個人的起點都不一樣：出身不同，外貌、天資、機遇也因人而異，由於社會分工造成的差異更是不可避免。那麼，佛教所說的人人平等的依據何在呢？這主要是就因緣、因果的規律而言。

人生離不開因果的發展規律，而因果又要貫穿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分析。有情生命所呈現的不平等現象，並不是神靈安排，而是由於我們過去生造作的業力所催化。但現有處境並不是固定的，帝王不會永遠是帝王，乞丐也不會永遠是乞丐，一切都可能發生變化。

佛法告訴我們：生命是無常的，無常使世間時刻處於變化中，而命運之舵就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希望未來幸福，現在就應奉行五戒十善；我們希望未來富有，現在就應佈施種福田；我們希望未來長壽，現在就應關愛有情生命。所以，結果雖然千差萬別，但在因緣、因果的規律上是平等的——如是因，得如是果。換言之，機會對每個人都是均等的，關鍵在於自己努力。

5．人人皆有佛性

世上雖有種族的不同，有宗教信仰的不同，有性別及職業的不同，可每個人內在的佛性卻是同樣的，這是根本意義上的平等。六祖惠能大師說：“人有南北，佛性沒有南北。”人類只有生存狀態的差別，卻不存在佛性上的差別。

《涅槃經》傳入之初，由於翻譯不夠完整，既提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又說到沒有善根、無惡不作的一闡提人不能成佛。道生法師根據《涅槃經》的總體思想，認為一闡提人也能成佛，他的主張遭到僧眾的一致排斥，以至被擯出僧團。道生法師無法使人們接受他的觀點，只得南下蘇州，在虎丘對著一堆石頭講法，並請它們印證。結果石頭在聽法後向法師頻頻點頭，留下“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千古佳話。直到《涅槃經》完整翻譯過來後，道生法師的觀點才在經典中找到依據：眾生無論善惡皆有佛性。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思想，在禪宗思想中得到很好的反映。《六祖壇經》說：“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悟此心，直了成佛。”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具有菩提佛性，只要能夠直下承擔，能夠明心見性，當下與佛無別。從這個意義上講，佛和眾生也是平等的。在我們眼中，佛和眾生之間無異天壤之別。佛陀是完美而至高無上的，我等凡夫萬分不及一，如何能望其項背？須知，我們的言行心念固然無法和佛陀相比，但本自具足的佛性卻是平等無別的，這也是佛陀當年在菩提樹下成道時所悟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那麼，佛和眾生的根本差別在哪里呢？《壇經》告訴我們：“前念迷即眾生，後念悟即佛。”如果我們迷失佛性，就只是凡夫眾生。一旦佛性得以覺醒，與佛菩薩就沒有本質的區別。平常所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基於同一原理。只要我們能放下執著、煩惱和妄想，佛性當下可以顯現。

佛法的平等觀不僅內涵深刻，更遍及一切眾生。佛和眾生是平等的，善人與惡人是平等的，人和動物也是平等的。即便是卑微如螻蟻，它所具有的佛性，在本質上看，與諸佛菩薩也是平等的。這和其他宗教有著根本區別。在其他宗教中，人和造物主之間永遠隔著無法逾越的鴻溝，隔著拯救者與被拯救者不可更改的關係。而佛教認為，佛性是平等的，在成佛權利上也是平等的，這才是究竟意義上的平等。

6．法性平等

雖然世間萬物呈現著種種差別，有美醜、善惡之別，有先進與落後、野蠻與文明之別，但在這些現象背後，平等依舊無所不在。有人請教莊子：道在何處？莊子答：道在螻蟻，道在瓦礫，道在屎尿。在一般人的概念中，道是神秘而超然的，是不可言說也不可了知的，事實上，道卻無所不在。在差別的事相背後，隱藏著共同的本質。

佛法認為，一切法有自相和共相之分。共相就是諸法共有的特徵，而共相揭示的規律是平等的。事物雖有千差萬別的表像，卻以無常為共有特徵，也就是佛法所說的“諸行無常”。無常使所有事物在法性上處於平等地位，不論是自然或人文的，也不論內在身心或外在世界，都要受到無常規律的支配。一切現象不僅是無常的，也是無我的。無我，是指任何事物沒有獨存性和不變性，一切存在都來自於條件組合，都是相互依賴的，沒有孤立不變的事物。

西方哲學家所渲染的自然狀態下的平等，只有在原始社會或多或少地存在過。事實上，誰也不願為了那樣的平等回到過去。而佛法所說的，則是更高意義上的平等，不僅指出人在社會狀態下是平等的，同時還指出了不平等現象中包含的平等，也就是因果規律下的平等，佛性和法性上的平等，具有更為深刻的內涵。

三、民主

民主即主權在於人民，而不是集中在統治階層手中。這一體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是針對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對人類天賦權利的剝奪而提出。

宗教神權將神與人的關係定義為主僕，人類擁有的一切都是由神的意志所決定。上帝創造亞當和夏娃，賜給他們無憂無慮的生活，賜給他們童話般美好的伊甸園，卻不賦予他們最為重要的智慧。人類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製造，但渾沌未開，充其量也只是上帝的玩偶而已。在擅自偷吃禁果後，他們便被逐出樂園，在人間耕耘勞作。這是人類因犯下原罪而受的懲罰，若想獲得最終拯救，就必須順從上帝旨意。這也是其他宗教的普遍思想。在《古蘭經》中，真主是唯一的至尊：“看看真主慈憫的痕跡吧！他使土地在死後復活，他能使死者復活，他的權利大於一切。”有高高在上的神靈作為依祜，人類雖然獲得某種宗教上的承諾，但一切都要服從於神的旨意，失卻了自由的追求，失卻了獨立的意志。所以說，在宗教神權統治下，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主。

與神權對民主的否定相似，封建王權同樣無視人們對於民主的渴望。所不同的是，後者採取的手段更專橫、更暴戾。帝王將自己的權利視為上天的賜予，所謂“奉天承命”。在古代，皇帝被稱為君主、聖上，是國家唯一的主人，其意旨具有絕對權威，甚至可任意操縱所有臣民的生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封建專制下，一切權利都集中在當權者手中，法律的作用幾乎等於是零，正如法國路易十四宣稱的那樣：“朕就是國家，朕就是法律”。

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封建專制日益陷入危機。由啟蒙思想家所宣導的反封建運動，針對神權及君主制的弊端，提出“主權在民”的口號。認為人民才是社會的真正主人，君主的權利不是神授，而是人民給予的。行政官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選舉的管理者。所以，總統是通過公民選舉而產生，不是任何人可以委任，也不是代代相傳的。此外，立法權屬於人民也是關鍵，法律由人民來制定，是公眾意志的體現。而屬於人民的這種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不能轉讓也不能加以限制。這是西方人本思想的幾個基本特徵。

佛教自創立以來，始終將民主作風落實在僧團管理中。我們來看看，佛教的民主是怎樣的呢？

1．僧團是個無政府機構

西方民主體制的核心是“三權分立”，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機構是分開的，這樣，彼此之間可以有效地相互制約。而原始僧團只有相當於立法和司法的部門，沒有行使職權的行政機構，因為行政機構很容易演變成特層階級。縱觀近代歷史發展，無論民主如何普及，作為當權派的行政機構，總會或多或少地利用特權謀取私利，導致各種腐敗現象的產生，影響民主的順利實施。

佛教僧團的結構比較簡單，既不從事具體生產，又沒有組織嚴密的社會分工，也就不需要相應的行政機構進行管理。戒律中，不僅有個人的行為規範，還有130多種處理事務的羯磨有，幾乎囊括僧團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

雖然原始僧團沒有行使管理職責的機構，但很重視年長有德的上座，由他們作為大眾的精神領袖。

2．佛陀制戒

立法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環節。僧團所遵循的戒律又是如何制定的呢？戒律不是在僧團成立之初就有的，因為當時的出家人發心單純、修道精進，幾乎沒有不如法的行為。所以，佛陀建立僧團的最初幾年，並沒有制定戒律，弟子們只是依據“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義，是諸佛教”的教誡生活。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有相應的歷史背景，戒律也不例外。佛陀制定的第一條戒，是關於淫欲的問題。當時有位家庭富有的比丘，母親希望他留個孩子以便繼承財產，根據印度規定，財產無人繼承就要上繳國家，在母親的一再懇求下，這位比丘就與前妻發生了性關係。此後，他心裏負擔很重，回到僧團後，就這個問題請教佛陀。佛陀批評了那位比丘，並因此制定第一條戒律：比丘不得在任何情況下發生性行為。比丘戒共有250條，每一條都是針對僧團出現的問題或某個比丘所犯過錯制定。所以，佛教戒律不屬於成文法，而是在形形色色的案例中總結出來，是切實可行的生活準則。

佛陀制戒的方式也是非常民主的，不同於其他宗教的戒律，是來自上帝或真主的旨意。佛陀每制定一條戒律，都要把全體比丘召集在一起才宣佈，並取得僧團所有成員的認可。同時，每條戒的制定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經過不斷調整，才逐步完善的。

佛陀入滅後，僧團對戒律進行了兩次結集。結集方式也本著一貫的民主作風，所有內容都是經大眾審定通過才流傳於世。第一次結集由五百阿羅漢參加，將佛陀四十九年中宣講的佛法和戒律以文字記錄下來，其中，戒律部分由持律第一的優婆離尊者誦出，經全體與會者一致認可才確定下來。第二次結集，主要是因為東西方比丘對戒律中十個問題產生異議，於是再次討論結集。可見，制戒本身就是非常民主的行為。

3．僧團的主權在僧伽

在佛陀建立的僧團中，始終奉行著民主作風，僧團大小事務的處理權在於大眾，而不是集中在部分人手中。每個僧人都有參與僧團事務的權利，可對僧團所作表示贊同或否決。

在漢地寺院中，維那師主要負責誦經時起腔或在法會中領唱，而在原始僧團中，維那原本是執事的意思，是處理僧團日常事務的執事僧。當僧團需要通過某個決定時，就由維那師負責將大家召集起來，經表決評選出主持僧。但決定事務的權利並不在主持僧，主持僧只負責對大眾表決的結果進行宣佈，而同意或否定的權利則在全體與會者手中，即使只有一人表示反對，僧團所做的決定就不能成立，充分表現了佛教僧團對每位成員的重視和尊重。

4．羯磨會議

前面多次提到羯磨會議，這是僧團團體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民主權利的具體實施。羯磨由以下四方面組成：

（1）人：有些會議必須所有人參加，有些會議只需部分人參加即可，主要根據處理事務的性質而定。若僅是某位比丘要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懺悔，可在小範圍內解決。凡是關係到僧團集體利益的事，必須由大眾參加，參照所有人的意見決定處理方式。

（2）法：羯磨法共有134種，根據僧團中出現的不同情況，及所要解決的不同問題，採用相關的羯磨法處理。

（3）事：開會的目的和所要解決的事情必須明確。

（4）處：有大界、小界等，什麼事情在什麼處所進行，都有一定之規。

5．做自己的主人

今天，民主似乎已不再是理想和口號，而是我們可以充分享用的現實。但我們卻忽略了這樣一個根本問題：我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嗎？從大處說，我們不想死卻不得不面對死亡；從小處說，我們不想煩惱時也無法讓自己不再煩惱。我們的確擁有了各種社會權利，但面對自己時依舊無能為力。修行的意義，正是在於做自己的主人，做生命的主人。

他力宗教是仰賴神靈拯救而獲得解脫，一切行為需要服從神的旨意和教誨，也就是將自己的主權交付於神。而佛教修行是提倡自力的，能否通過修行獲得解脫，決定權並非掌握在佛陀手中，而要靠自身努力。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們都可以依靠別人幫助。但也有很多事情是無法請人代勞的，我們不能請人替我們吃飯、替我們生病、替我們心情不好，人生旅程只有自己去走，修行解脫也只有自己完成。

除了“自依止”，還需要“法依止”，沿著佛陀指明的方向前進。眾生由無明覆蔽，在認識上存在許多誤區。很多人就是因為無知才誤入岐途，比如各種邪教的信徒，他們最初發心也是為了尋求解脫，為了找到生命歸宿，只是因為無法辨別善惡正邪，結果走上邪路而不自知。

我們作不了主的原因有內外兩方面。內在原因就是自身煩惱，外在原因則是周圍環境，包括物質、地位、名利等各種誘惑。我們追求什麼，什麼就會成為主宰我們的力量。所以，學佛首先要從認識自己開始，從外在環境和內在不良情緒中擺脫出來，進而成為自己的主人。一個真正獲得解脫的人，一個能夠自己做主的人，即使生活在不民主的社會中，同樣可以保有自身獨立，可以駕馭自我人生。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教宣揚的民主，比西方人本思想提倡的民主具有更深刻的內涵。

四、法治

法治主要是針對人治而言。封建專制腐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人治，以帝王的意志為一切。這樣，個人的所作所為會直接影響到國家興衰。當賢明君主在位時，就會出現太平盛世的和樂景象，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都和統治者的開明有著莫大關係。反之，如果帝王荒淫無道，就會給人民帶來極大傷害，幾乎每一個民不聊生的饑饉年代，每一個硝煙彌漫的戰爭年代，都是與暴君及暴政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說，人治是不能保障社會的穩定發展。因為人是變化的，就像那些農民起義軍領袖，最初也是出於“均貧富、等貴賤”的理想才揭竿而起，可一旦掌握權位，往往會迅速變質。過去所反對的東西也開始在自己身上體現出來，結果又被別人所反對。開明的君主會變得昏庸，賢良的帝王會變得暴戾，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可見，把希望寄託在個人身上是不可靠的。

帝王所以會為所欲為，就是因為沒有法律制約，沒有人民監督。而良好的社會制度卻有相對的穩定性，無論當權者是誰，都要按照法律履行職責，否則就會失去行駛權力的機會。在很多西方國家，雖然總統頻繁更換，但社會運轉仍可保持基本穩定，原因就在於法治的一貫性。任何一屆總統都不能完全按照個人意願行事，不能違背基本國策。所以說，良好的社會制度，是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保障。

佛教僧團雖將釋迦牟尼佛奉為教主，但管理方式卻不是專橫的人治，而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法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佛教僧團是法治的

佛陀將要入滅前，僧團中一些長老曾向佛陀請示接班人的問題。素有野心的提婆達多也希望佛陀將領導權交付于他，佛陀的回答是：“你這個愚癡人，已被名利誘惑得失去理智，我沒有讓舍利弗、目犍連這些大德來領導僧團，何況你這樣沒有智慧的人？”佛陀圓寂後，沒有指定任何人作為僧團領袖，有的只是法的相傳和繼承。

僧團沒有行政領袖，所有僧眾都是依法修行，在教理學習上也是同樣。學習經教應遵循“四依四不依”的法則，即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雖然學佛需要親近善知識，在善知識指引下聽聞正法、如理作義，但只有依法修行才能真正獲得解脫。佛陀告訴我們，他只是法的發現者和實踐者，而不是法的創造者。佛陀作為人天導師的權威，就是來自他對法的證悟。所以佛陀從不要求弟子盲目服從自己，而是要求他們以戒律為師。就個人修行來說是如此，就僧團管理來說也是同樣，一切都是在戒律指導下進行。

2．受戒

要想成為僧團的一分子，首先要受戒，這樣才能取得作為僧人的合法資格。受戒需要通過羯磨會議，取得僧團認可。僧團是和合清淨的團體，這就需要經過必要的篩選，如問遮難（十三難十六遮），也要具備相應的條件，如三師七證。此外，羯磨儀式必須完整。通過如法的儀規，戒子才能得到戒體。

取得僧人資格後，還要進一步持戒，將戒落實到具體實踐中，從而淨化心靈、完善人格。如果說受戒是身份的確立，那麼持戒才是身份的完成。只有如法受持沙彌和比丘所應遵循的戒條，才是合格的沙彌，合格的比丘，才是僧團真正的公民，才能在僧團享受應有的權利和待遇。如果不能清淨持戒，很多權利都會被剝奪，這在律中也有明確規定。

3．五年學戒，不離依止

在中國，公民的法律意識非常淡薄，多數人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損失後，才想到尋求法律保護。除此而外，法律在生活中似乎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原因是什麼？就是沒有把學習法律納入基礎教育中。如果人人有機會學習法律，由不懂法律造成的犯罪現象也可大大減少。

在這一點上，僧團始終是把學戒視為僧伽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僧人出家後，必須“五年學戒、不離依止”，要以五年時間依止戒和尚身邊，不能擅自離開。在原始僧團裏，戒律就是一種生活規範，生活在那樣的團體，對戒律不過一年就可從瞭解到熟悉。之所以要以五年時間學戒，關鍵在於培養僧格。出家之初，雖然形象有所改變，但在世間沾染的不良習性很難完全去除。因為習氣來自無始以來的積累，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就必須長時間生活在師長身邊，並以他為榜樣，時時對照自己的行為，檢查自己的心念，真正成長為合格的僧伽。

對僧人來說，如果沒有經歷五年學戒，甚至沒有資格學習經論，因為大道理懂得多了，反而會對基礎的戒律不重視。而佛法修行是以戒律為基礎——依戒生定，由定發慧。如果沒有通達戒律，沒有戒律作為修行保障，不僅會影響當下的生活，更會影響最終的解脫。從另一個角度說，沒有戒律作為統一的尺度，各人自行其是，也不利於整個僧團的安定團結。

4．半月誦戒

對出家人來說，“五年學戒”僅僅是受戒後的集中訓練。此外，學戒還是每個僧人長期的修學項目。所以，佛制比丘每半月半月誦戒，以此強化戒律意識，達到懺悔業障、改造身心、完善人格的目的。社會上的人每天忙忙碌碌，沒時間靜下來觀照內心，這使得我們常常被五欲塵勞蒙蔽而不自知。佛法修行不僅立足於身解脫，更強調心解脫，要求修行者時刻保持心行的清淨、醒覺，誦戒的目的也在於此。

半月半月誦戒，也叫“布薩”，是僧團重要活動之一，每個僧人必須參加。誦戒時，由誦戒人把戒律所有條文從頭至尾誦讀一遍，每念誦一項即問“四眾清淨否？”就是問大家在這半月內有沒有犯戒？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就自己站出來髮露懺悔。若有人覆藏、隱瞞自己的犯戒行為，其他人應本著慈悲心指出他的過錯。所提出的批評必須是有根據的，因為戒律相當於法律，要符合“見、聞、疑”三項原則，即親自看到、聽到或有跡象表明某人確有犯戒行為。如果意見屬實，犯戒者應向大家懺悔。

誦戒的目的，並不在於誦戒本身，而是由此檢查自身行為，對其中不如法的部分及時懺悔，並運用集體力量幫助每個人改正過失。通過如法的懺悔，不但過失可以得到彌補，由犯戒帶來的心理負擔也會卸除。與社會上的法制手段相比較，布薩更注重自我反省，形式也更為溫和。所以說，布薩是具有佛教特色的法治手段，是僧伽的自新大會。

5．依清淨律儀決定在僧團的資格地位

從理論上講，僧團內部人人平等，但這種平等指的是權利上的平等。作為一個龐大的團體，在組織形式上必須有相應的秩序。在佛教僧團內，僧人根據戒臘長短而長幼有序，分為上座、中座和下座。戒臘高的有德僧人，能夠得到大家特別的敬重。

戒臘不僅是依受戒年限計算，也要根據持戒情況來看。只有在一年中持戒清淨、如法懺悔，才可有一臘的紀錄。每年的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期間，僧眾要在固定處所安居靜修，為“結夏安居”。安居結束前，要進行“自恣”，對自己一年來的行為進行總結，雖然每半月半月有一次誦戒，但有些過錯可能還未懺悔清淨，應在此時進行總懺悔。如果自我批評不夠深入，僧眾間還可以就某些不如法行為相互指出，運用大眾和法治的力量進行懺罪。經過安居和自恣，就可以“受歲”，增加一個戒臘。戒臘長短是僧人身份的重要體現，僧人在集體活動中的座次、待遇都是根據戒臘進行分配的。

6．根據戒律處理僧團事務

和法律在社會所起的作用相當，戒律也是僧團最權威的評判標準。當僧眾因不同意見而無法統一時，戒律就是消除矛盾和避免分裂的有力措施。

佛教戒律由自行和共行兩部分組成，自行部分包括沙彌戒、比丘戒和菩薩戒，共行則是布薩、安居等集體活動。無論對個體修行，還是團體生活，戒律都是最高的準則。佛教僧團是依律攝僧，是典型的法治管理，從德高望重的上座到新出家的沙彌，所有成員都要依照戒律生活，無一例外。

法律既是人人平等的標誌，也是人人平等的保障。因而，遵守法律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做一個守法的公民，既要保護自己，也不能傷害他人。而佛教戒律的作用不止於此，持戒可以使我們遠離五欲塵勞，遠離煩惱雜染，使內心保有寧靜的狀態；持戒還可以使我們遠離人我事非，遠離各種惡業，使行為如法如律；持戒又可以淨化僧團整體素質，在社會樹立良好的形象和尊嚴；持戒更可以保障僧團內部團結，使每個僧人都能安心辦道。

佛陀制戒的根本正目的，是為了正法久住。作為住持佛法的三寶之一，僧人形象直接關係到佛法的興衰存亡。因而，佛陀要求弟子們在他滅度後以戒為師，依戒行事，從而保障僧團的純淨，保障佛教的健康發展。

五、自由

自由是人類數千年始終不渝的理想和追求。通常，自由表現在以下三個層面：一是自由意志，即人類有能力選擇並決定自身行為，而不是像神教或宿命論者認為的那樣，一切都來自神靈和天命的安排；二是自由權，自由是人類的天賦權利，任何人無權剝奪；三是自製自律的能力，也就是說，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緒，自由駕馭自己的行為。

自由是相對不自由而言。在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很多人都無法享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即便是權傾一時的文臣武將，也隨時可能因觸犯帝王而被革職、流放乃至喪命。而處在社會底層的百姓，生命安全更沒有絲毫保障。與專制統治相輔相成的宗教神權，也利用自身影響推行宗教蒙昧主義：上帝造人之初，是賦予人類自由意志的，但在亞當、夏娃犯下原罪後，就已失去這一權利，所以人類是沒有自由意志的，一切必須仰賴神靈的恩典和救贖。在中世紀，一切都要為信仰服務，甚至學術研究也不例外，凡與宗教教義違背的觀點，都會受到宗教法庭的審判與迫害。在封建專制和神權的雙重壓迫下，多數人都成了失去自由的奴隸。

針對這些現象，啟蒙思想家提出了新的自由觀。首先，自由是人類天賦的權利，除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也包括相應的政治和社會自由，如財產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選舉自由等。其次，自由必須受到法律約束，因為法律是公眾意志的體現，也是自由的有力保障。如果沒有法律進行制約，社會將陷入無政府狀態，人民也無法享有基本權益。所以，自由並不意味著隨心所欲，而是建立在法律的前提下。

在僧團中，自由又是如何得到體現的呢？自由在佛教中的概念叫做自在，即自由自在。

1．僧團是追求自由的團體

誰是我們這個世界最自由的人？就是佛陀。他由徹底斷除煩惱而得大自在，他所領導的僧團，則是追求自由的團體。

盧梭曾經說過：“人天生是自由的，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和佛法關於自由的觀念有某種相似之處。佛法認為，命運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的，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和行為創造人生，因而人類從本質上說是自由的。但是，真正的自由並非人人可以享受。如果我們是自由的，也就沒有追求的必要。在生活中，除了社會觀念、習俗帶來的束縛外，內心深處的種種煩惱更是難以掙脫的枷鎖。與生俱來的無明使我們不自由，對名利地位的貪心使我們不自由，對各種違緣的嗔心使我們不自由。只要我們還在煩惱的狀態下，即使擁有再大限度的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依舊無法獲得更為重要的精神自由。

人類對欲望的執著是我們無法獲得自由的關鍵之一。在生活中，欲望帶來的牽掛無所不在，包括利益、家庭、人際關係等，把我們心中的每個角落填得滿滿的。當欲望佔領我們的心靈時，行為和意志必然處於它的支配下，哪里還有自由可言？古德雲：“無欲則剛。”只有擺脫欲望帶來的束縛，我們才能沒有負擔地追求自由。

除執著欲望外，業力也是獲得自由人生的障礙。從個體來說，業力使某些人生來六根不全，也使某些人一生窮困潦倒，對於他們來說，基本生存都無法保障，自由就更是奢望。從整體來說，業力使我們生存在不自由的社會環境裏，如文革的十年浩劫，既是錯誤的政治決策使然，也是我們的共業使然，在那樣的時代中，每個人的自由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衝擊。

另外，不良習慣也是影響自由的因素。串習來自生活中的長期積累，它所形成的慣性力量，往往會超過理智的約束。很多人也有心向善，但習氣使得他們缺乏應有的自控力；很多人也不希望痛苦，但習氣使他們缺乏擺脫痛苦的決心。當意志戰勝不了串習時，人們只能身不由己地被煩惱所轉。所以說，人的意志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這種不自由，純粹是由我們自己造成的。

學佛修行，就是要戰勝這種束縛我們的力量，要與煩惱和串習作堅決鬥爭。通過戒、定、慧的修習，由約束行為而降服煩惱，進而斬斷痛苦之源。這樣我們才能成為自由的人，成為自己的主人。佛法提倡的解脫自在，意義正在於此。

2．從簡化的管理體制中得到自由

在社會中，事業單位有複雜的行政機構，企業集團有嚴密的管理制度，整個社會就像是一個巨型機器，其間的每個人都必須遵循它的運作規律，這固然保障了社會安定，同時也使人們失去了許多自由。尤其是從事重要職務的領導，從表面看，權力越大越自由，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隨著權力的增加，所受限制也會相應增多，一切行為都必須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所以說，獲得名利地位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不僅包括努力拼搏，也包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僧團的管理體制非常簡單，沒有任何複雜的行政和人事關係。僧團屬於十方共有，因而，每個出家人的行動都非常自由，不必受檔案和戶口的牽制。這種統一而簡單的管理體制，給僧人帶來充分的自主權。除了僧人所應遵循的戒律之外，僧團對個人幾乎沒有任何制約。也許有人會問：戒律本身不就是一種制約嗎？我們要知道，受持戒律的目的，是為了解脫，為了獲得更純粹的心靈自由。正如法律對公民自由所起的保障一樣，遵守戒律也是獲得自由的必要前提。

3．從淡泊物質中得到自由

我們對生活的要求，會直接影響到生存方式。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人類的基本生存應當很容易解決。問題是，多數人並不滿足於淡泊的生活，終其一生，都在為不斷升級的欲望而忙碌。卻不曾想到，擁有得越多，束縛也就越多，甚至無法享有正常人的生活。有了產業之後，每天要為擴張和發展操勞，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香。一個人能吃多少、用多少？錢到了一定程度，它的增長只不過是數字的變化。很多人覺得任意揮霍是身價的體現，這是極其錯誤的認識。奢侈的不良習慣一旦養成，就只能服從於它的要求，為維持消費水準而操勞。

因此，佛陀一再告誡弟子們，要奉行少欲知足的生活原則。只有在簡單的物質生活中，心靈才不會被它奴役，轉而關注深層的精神需求。沒有產業，便沒有任何負擔，沒有任何牽掛，走到那裏，都不用擔心財產安全，不用擔心股票下跌。佛弟子中不乏出身貴族的比丘，其中有一位王子，出家後歡喜踴躍。他向佛陀說：以前在宮中，整天被人們保護，走到哪里都是一堆人，還有繁瑣的行政事務，表面看著風光，實際卻很苦、很累。出家後一無所有，每天都過得無比輕鬆，所以情不自禁地想要表達這種快樂。

就我個人來說也是這樣，出家這麼多年，從沒有為生活操過心，也不必做任何一件違背意願的事。二十多年來，無論是學習還是弘法，都是自己喜歡做的，享有充分自由。雖然有時也很忙，但這種忙是一種自由的忙，想忙就忙，不想忙也沒有無法脫身的事糾纏著。所以說，出家人的生活雖然簡單，但正是這種簡單，使我們擺脫了物質束縛，擁有更為自由的生活狀態。

4．從簡單的人我關係中得到自由

中國的人家庭觀念特別強，家文化製造了太多的人口，也使人際關係變得極為複雜。有了家庭，就有了牽掛。“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使人們無法享受處處無家處處家的自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又使人們必須承擔起養育後代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人，就這樣困在負不完的家庭責任中，無奈地蹉跎一生。

出家是對世俗生活的捨棄，沒有家，自然也不存在家庭帶來的不自由。除此而外，出家人的社會關係也異常簡單。戒律規定，出家人不可在同一地點居住超過三個月。原因就在於，在一個地方住久之後，不知不覺會對那裏產生貪著。貪著後就捨不得離開，走到哪里都會牽掛，就像遠方遊子牽掛家鄉一樣，這就無法保有超然的心態。另一個原因是，長居一處，會形成很多人際關係，對周圍人難免有親疏之分，這也是不利於修行的。所以說，僧人要從簡單的人際關係中得到自由。

5．從解除困惑中得到自由

無明是人類的一切煩惱的根源。由於無明，帶來種種認識上的困惑，我們不知道生從何來，死往何去？不知道命運的發展，不知道生存的價值。這些迷茫，使人生缺乏正確方向，也使行為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學佛，就是要解除認識上的困惑，依佛法智慧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唯有擺脫無明帶來的煩惱困惑，我們才能得到內心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自由。

總之，佛法提倡的自由不僅是在社會層面，更深入到生命內在，這才是徹底、究竟的自由。

以上所講的五個方面，主要以西方哲學家提出的平等、民主、法治、自由和佛法的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進行對照。有不少人覺得，時代發展了，社會變化了，流傳兩千多年的戒律早已不合時宜。但通過比較我們會發現，僧團的管理體制雖然古老，但在今天仍有著積極的意義，它不但和當代的民主思想相吻合，還可以彌補它們的不足。

雖然時代在不斷發展，科學在不斷進步，但佛法不會過時。因為這是佛陀針對人性的弱點所說，針對煩惱的解脫所說，這些都是各個時代共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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