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皓法師：天臺宗的講學制度

中國叢林寺院有「冬參夏學」的傳統，意思是冬季參禪，夏季則講習經論，這並非僅指禪宗寺院而言。有的禪寺甚至從不講經，原因是與禪宗不立文字的傳統衝突。禪宗強調見性悟道，不大主張看經習論，因此「夏學」的傳統大部分保留在講寺或教寺。

講經說法是講寺的主要特徵，雖然並不是所有講寺在夏季一律舉行講經，有些寺院在一年中任一季節講授聖典，但在古代多數寺院，講經習慣上仍在夏安居期間舉行。在此期間，講寺的方丈若自覺能夠勝任講經，則親自上堂說法，否則從外延聘他寺大德來講授。

天臺宗宣導止觀並重，對講說經典和義解十分重視，並把講經作為一種寺院修學制度確立下來，開設了培養人才的各種方案。天臺宗僧人平時學習以閱天臺四書為主，在夏安居期間則有多種學習和考試形式。元代天臺自慶編撰的《教苑清規》〈安居門）第七中有「住持開講」、「都講頭首開講」和「維那點讀」等專門為增進僧人學識的制度，以及「三科習讀」和「鎖試」等檢驗僧人學習程度的考核制度。

叢林寺院是一個以廣大出家僧眾為教育物件兼具有多種效能的教育陣地，針對不同層次的僧眾，其教導方法也有差別。對於毫無文化基礎的沙彌、行者，寺院首先教會他們讀書識字。對於已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僧眾，寺院讓他們進一步學習佛學理論。天臺宗講學制度所針對的對象主要是後者。《教苑清規》提出對僧人學習天臺教觀的基本要求是讀誦「四書」，所謂「為學之要，先讀四書」[1]，四書是《天臺四教儀》、《法界次第初門》、《菩薩戒義疏》和《小止觀》。

新學者習讀經典的首要任務是讀《天臺四教儀》，「此一書乃如來出世五時施化，大小乘法鹹攝其中，先習此者可知梗概，漸入佛道故也。」[2]《天臺四教儀》是高麗僧諦觀所撰，此書記述天臺教觀二門之概要，自古被視為天臺教學的入門書。因此《教苑清規》強調新學者一定要先讀此書以瞭解如來說法的次第和基本內容。

其餘的三部書略微偏於觀行方面的教導和認知，均是智者大師的著作。《法界次第初門》也是初學天臺教觀者的入門書。本書計分六十門，首先敍述凡夫染汙苦集之法，其次談及菩薩因行定慧諸門，最後列如來果德。智者撰此書的用意有三：

（1）為讀經尋論者示其名數，主要闡述毗曇等的教義及諸法之名目。

（2）為習聖教者知法門淺深次第。

（3）為習學三觀者，於此諸法名相義理，一一歷心而作觀。

《菩薩戒義疏》是天臺智者大師注解《梵網菩薩戒經》的一部注疏，共二卷。天臺、淨土宗所傳的大乘圓頓戒專依此書而立，初學者讀此書可以鞏固戒行，併發起事事均能為他人著想的菩提心，這對於僧團的圓融和合也是一種促進。《小止觀》即《童蒙止觀》，這是一部修行止觀的入道樞機之書，內容分十科來闡說修習止觀之諸要領。十科即是：具緣、訶欲、棄蓋、調和、方便、正修、善發、覺魔、治病、證果等十章。這十章可以看成是《摩訶止觀》之梗概，為初學者以後系統學習圓頓止觀打下堅實的觀行基礎。

《教苑清規》規定的這四部入門書概括了戒定慧三學的內容，幾乎統攝天臺佛教教觀的總綱。

天臺四書的學習除了自學以外，還有維那加以引導，在《教苑清規》中稱為「維那點讀」。維那是寺院知事之一，也應該以禮拜請。在點讀的時候，維那「隨於一書，撮其英，發其奧，輯以成章，為學者敷演」[3]。點讀儀式除了不拜、不登座、不鳴鼓、不鳴椎以外，其餘均與住持、頭首開講相同。有趣的是，維那點讀時還有祈求天臺祖師加被的念誦：「稽首天臺教主佛隴禪師，惟願他心道眼無礙見聞，冥勳加被。」接著稱念「南無旋陀羅尼菩薩」三聲。

除了平時的學習外，僧人夏安居期間是集中學習天臺教觀的時間，此時由住持為大眾開講經論。因為「講說訓徒，乃住持當然之事；研幾索隱，為學者當須究心」。[4]〈安居門〉的「住持開講」條記載了住持講經的儀軌。四月二十日舉行修習大悲懺的當天，講經法會啟講。起講的前一日侍者必須稟白住持，告訴他要開講某文至某卷某科，並令堂司行者貼「開講牌」掛到僧堂前通知大眾。第二天堂司行者再去通知一聲住持要開講之事，便讓行者去排設桌椅講位。講經地點在法堂，僧眾在等待住持前來時先誦《法華經·囑累品》，表示不負佛所囑託弘揚大法之意。等住持到了法堂後，全體僧眾持具起立迎接住持，經過一番燒香問訊之後即登座說法。由於住持平日事務較忙，所以他的講經還要由侍者幫忙「點對部文，預分科目」[5]。有必要時，侍者還須將住持的講經整理成筆記，供後人研讀。

在「住持開講」條還說到天臺教寺除了本寺住持外，還有他山住持、西堂首座道舊也被請來講經，說明教寺對講習經論一事的確是十分重視的。此外，教寺還請名德僧人「都講」以及「都講頭首」開講。

「都講」是古代經論講會中所設的職稱。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學者講經採取一問一答方式，由「都講」負責發問，講師對經論詳加講解闡發，俾使聽眾容易理解文義。《佛祖統紀》卷三十七記載，天監三年（504），梁武帝禦重雲殿講經，「以枳園寺法彪為「都講」，彪先一問，帝方酬答，載索載征，並通玄妙」。[6]可見「都講」最早的職責是負責發問，並不參與講經，但後來其職責發生了變化。《釋氏要覽》卷下〈說聽篇〉中謂：「都講，即法師對揚之人也。」[7]並敍述上列法彪的事蹟。其後文云：「晉支遁至越，王羲之請講《維摩經》，以許詢為「都講」。詢發一問，眾謂遁無以答，遁答一義，眾謂詢無所難。今之「都講」但舉唱經文，而亡擊問也。」[8]說明「都講」已經由「與法師對揚之人」變成了主要講演說釋之人，原先的發問者就取消了。後世于安居期間曾設置「都錄」之職，即源於「都講」之制。但《敕修百丈清規》已沒有「都講」一職，倒是重視講學的天臺宗《教苑清規》保留了「都講」一職。

《教苑清規》對「都講」的人選十分重視。「大方都講，叢林宿德，人天師範，宗乘唱導，法道系焉。禮宜嚴重，委曲控陳，再三勸請」。[9]如果「都講」有允意，住持要以禮聘請，先請兩序歸方丈獻茶。對兩序說：此間多眾，宜得哲人講演說釋。山中幸有某人，學識高明，教道所系，煩兩序同詣彼寮，拜請為山中「都講」。說完後，住持共兩序到「都講」所住之處拜請：「大眾傾心，久思示誨，伏望慈悲，特賜開允。」「都講」也謙虛作答：「幸獲依棲，貴圖藏拙，既蒙見舉，不敢有違。」[10]拜請以後，為了尊重起見，住持第二天還要特意上堂「舉揚盛德，仍伸請辭」，大眾又一次拜請。

「都講」的主要任務是宣講佛法，按照佛門規矩，宣講佛法必須有人勸請。《教苑清規》〈「都講」頭首開講〉條說：「此土根性，從聲入理。理本無說，理由說彰。五種法師，解說為最。法不孤起，理應勸請。」天臺重視《法華經》，《法華經·法師功德品》說到有五種法師，即：（一）受持法師，謂於如來之言教經論能堅固深信受之，又能憶持而不忘者。（二）讀經法師，能正心端坐，眼觀經文而宣讀者。（三）誦經法師，於經能背誦而不須對文者。（四）解說法師，能教授並解說經中之文句者。（五）書寫法師，能書寫經文而流布廣傳於世者。此中以解說法師能宣說佛法對度化眾生最為有利。在這裏，即是將「都講」的重要性提升到解說法師的這一層次。在天臺講寺裏，除了「都講」開法座講經外，其他頭首也不定期地開講。由此看來，教寺的講學風氣確是十分興盛的。

講學制度在三個月的安居期間，如果沒有遇到特殊情況是必須每日舉行的。但六月是盛夏，天氣十分炎熱，講經學經對僧眾的受益並不是很大，故六月的開講座一事可由住持來決定是否罷免。所以自慶說「六月隆暑，罷講或不罷，在住持行之」[11]。

儘管決定權在於住持之手，但為了讓後學能夠多一些機會學習佛法，住持更應該督促後學精進修學，所謂「古人行道，不憚寒暑，坐夏九旬，必期取證。住持首座，鞭策晚生，毋使怠惰，當效古人，行習讀、鎖試之法。」[12]習讀和鎖試是訓練講經人才的主要方式，習讀在《教苑清規》中稱為「三科習讀」，鎖試則是三科之後所進行的一種筆試方式。

三科習讀是仿照社會上傳統的「三科取士」形式，訓練講經人才。每年夏天安居講次期間，住持為了「勉勵才能，策勳後進」，也搞「三科取士」。這裏說的「三科」是：一、複講科，指住持講經後，弟子能準確重述所講；二、開科科，指弟子能初步講述住持次日將要講的經籍內容；三、誦文科，能誦讀所習之文。

住持在三科考核的三五日前令侍者至各齋登記參選人次。參選人按其資格不同而有不同參試層次：知客、維那、久住闍梨等可參加複講科的選拔，已登誦文科的闍梨可參加開科科的選拔，初學闍梨和本山新戒可參加誦文科的選拔。登記結束後，參選人日夜勤奮，溫習待考。

到了三科考試之期，住持登座，從參選人中拈紙鬮，當眾進行口試：複講的要求是「複住持當日所講之義，不得別有異議，過於穿鑿」。但對於「果有發明，符合文旨」的，也給予獎掖。參加開科考試的人已在前幾日請經師説明「講明文義，點對句讀，及收開等法」，要求對住持次日將講之文，理解準確，不違經意。誦文的要求是「言詞精熟，詳緩合宜」，抑揚動聽。三科考試是以住持為裁判，並評選出最優秀者予以獎勵。參加三科考試獲獎者，大眾皆至其齋寮作賀。次日，考取者分別至方丈、庫司頭首諸寮謝禮。

鎖試，是在三科人講習考試合格後再進行的一種筆試，以瞭解其文字理論水準，然後決定在職務上提升與否。

鎖試之前的三五日，住持令侍者先抄布複講、開科、預科參試者的名單。到了考試時期，住持親臨監考，並請西堂首座、東序尊宿等蒞臨證明。試場中央掛智者大師像，敷陳供儀。場中預先已排定位置，參試者對號入座。考題分兩類：複講、開科者較難，預科者次之。

監考制度相當嚴格，「不許懷帶消文私葉」，監寺來回巡警。試場外掛靜牌，「閒人毋得擅入喧雜」。考試時間為一天。這一天午飯點心，皆不得離場，甚至「若欲淨手，俱在近便一處，不許托緣歸齋」[13]。考畢後，試卷封號，「齋名雙諱」。

考試畢的次日，由住持評判試卷優劣，「若說義純正，深於理致者，則當稱賞之，擬擢職事；或言詞疏謬，答不稱問者，當以誡勖；若他白者，示以彈呵」[14]。天臺重視對佛法教義的研習，且將之與職事的升遷掛鈎，這與禪寺以參禪有悟為選拔職事標準有著較大差別。

鎖試之法是天臺宗培養僧才行之有效的一種方法，但它起於何時並不清楚。從自慶的《教苑清規》中大概可以得知是宋代知禮以來的一種天臺宗考核方式。《四明尊者教行錄》中曾有《絳幃問答三十章》、《試問四十二章》和《教門雜問答七章》等，是四明考核弟子學問的一種問答方式。其中，《絳幃問答三十章》是四明法師與淨覺仁嶽的問答，其序云：「天禧改元春二月四日，延慶座主出山家教義凡三十條，褰絳幃問諸子。其詞惟要，其旨甚微。俾無惑者興布教之功，令不敏者奮強學之志。門人仁嶽率爾而對，斐然成章。非求魯國一字之褒，蓋請武津四擇之誡。」[15]知禮出題的目的即使不能起到弘法布教的作用，也希望藉此問答機會鼓勵他們奮強學之志，沒想到仁嶽率爾而對，斐然成章，讓他十分欣喜。《教門雜問答七章》也是四明法師問，門人自仁答。這是因為知禮在大中祥符七年講授天臺教觀之時，「未知學者淺深之解」，所以出數問讓門人作答。《開幃試問四十二章》是知禮出卷給弟子們口試，他想知道「勤勤習學」的弟子們究竟對教觀津要領會得如何了，所以撰寫了諸部文義四十二條，開幃試問。讓他高興的是弟子們「徵文說義，一一答上」。知禮的這一問答考試方式應當是被弟子們繼承下來並加以改革發揚，最後形成一種嚴格的天臺宗考試制度，在宋元之時或曾流行一時。但到了自慶所處的元代末期，教門衰微，如此複雜嚴格的鎖試之法早已廢棄不行。所以自慶在《教苑清規·鎖試》中曾感歎地說：「鎖試之法，廢久不行，今姑存之，俟有作興者。」

雖然天臺宗的這些講學制度未被繼承下來，但天臺僧團在講學方面創造的豐富教育經驗及其完整的教育形式，在中古佛教教育史上仍有重要的地位，對當今僧教育特別是佛學院校的講經制度也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釋】

[1]《續藏經》第57冊，第334頁中。

[2]《續藏經》第57冊，第341頁下。

[3]《續藏經》第57冊，第334頁中。

[4]《續藏經》第57冊，第330頁中。

[5]《續藏經》第57冊，第315頁上。

[6]《大正藏》第49冊，第348頁下。

[7]《大正藏》第54冊，第295頁中。

[8]《大正藏》第54冊，第295頁中。

[9]《續藏經》第57冊，第316頁下。

[10]《續藏經》第57冊，第316頁下。

[11][12]《續藏經》第57冊，第343頁中。

[13]《續藏經》第57冊，第335頁中。

[14]《續藏經》第57冊，第335頁中。

[15]《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三。

--輯錄於《法音》/心皓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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